甚至在COVID-19迫使學生和教育工作者轉向在線學習之前，2020年就已成為學校快速進行教學和技術變革的一年之一對于學校領導者來說，隨著教育系統適應新的常態，確保他們和他們的老師不斷提高數字技術的知識和實踐技能變得至關重要 。

在6月25日舉行的2020年教育工作者領袖峰會上，三位獲獎的小組成員分享了他們使用尖端技術促進學習并為學生取得學術成功的經驗。

澳大利亞特殊教育校長協會(ASEPA)國家主席兼首席執行官Matthew Johnson主持了峰會，他主持了小組討論并從這些有影響力的學校領導人那里收集了重要的見解。

卡倫德拉市私立學校的戰略顧問，圣史蒂芬學院的前校長杰米·多靈頓(Jamie Dorrington)是《 2019年最佳學校戰略計劃》的獲得者和《 2019年澳大利亞教育獎》最佳技術使用的入圍者。

他說，向遠程靈活學習的轉變揭示了澳大利亞教師的適應能力。

多靈頓說：“當然，教會我們的一件事是，如果遇到危機，他們完全有能力改變。”

“因此，它表明，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實際上有能力做很多人認為我們無能為力或做事有困難的事情”。

塔瑪拉·沙利文(Tamara Sullivan)之前曾在布里斯班的奧米斯頓學院擔任學術和創新主管。自危機爆發以來，她一直在為擔任內城中學副校長的新角色做準備。內城中學仍在興建中。

她說：“許多老師分享了一些成功和一些挑戰，特別是它并沒有真正突出我們的學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自我指導和自我調節。”

“因此，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做更多工作的領域之一;開發這種自我調節的學習和有效的在線合作方式”。

卡拉漢學院的校長，澳大利亞教育獎2019年度最佳技術得主Kylee Owen說，對于她的學校來說，危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機會。

她說：“有些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但是COVID-19確實使一些事情浮出水面，并使我們更加注重細節，例如確保明確的指導，并確保有一個真正清晰的框架供我們的學生使用。”

“但是，與此同時，還需要兼具平衡性和難以置信的靈活性，以適應我們學生需求的多樣性。”

峰會還聽到了這種流行病如何顯示出教育者在學校外聯系和利用聯系以及與行業參與者合作的重要性。

沙利文說：“擁有這些外部合作伙伴關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部建立這種能力。”

“在奧米斯頓學院，我們曾經運營一個學習創新領導委員會，該委員會最初由12名志愿人員組成，在過去的幾年中增長了兩倍，看到該委員會中三分之一的員工真正在探索那些創新的教學方法”。

沙利文說，通過研究人員，他們開始在特定領域發展專業知識。

“這給了他們一個在更廣泛的社區中講述的故事，對我們來說，它幫助我們在校外建立了強大的專業學習網絡。”

多靈頓說，沒有人期望為流行病造成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破壞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幸運的是，許多必要的架構已經到位，可以幫助學生和教職員工度過最糟糕的時期。

“回到圣史蒂芬斯大學，我們圍繞混合學習做了很多年的工作。大流行發生時，我們的學校可以采用它所擁有的所有系統。”他說。

“我們已經從外部開發了一些非常好的連接和網絡，但是它們是長期建立的。但是，在混合學習歷程方面，卡倫德拉(Caloundra)的發展還差得很遠，但是它也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

歐文說，她的學校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做好了準備，因為它在感染病毒之前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網絡。

她說：“就學校內部的能力建設而言，我們在大學范圍內擁有一個未來的學習團隊，他們是來自每個校園的代表，他們定期聚會。”

“這些代表還大力投資于學校以外的網絡”。

歐文說，混合式學習已深深植根于學校之中，并且可以轉變為從家庭式學習中學習。

她說：“話雖如此，那段時間我們必須依靠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和一些伙伴關系。”

“在鎖定期結束時變得越來越關鍵的一件事是我們與紐卡斯爾大學的合作關系”。

歐文與紐卡斯爾大學教育與藝術學院臨時專業副校長John Fischetti教授密切合作。Fischetti教授的研究重點是重新設計教師教育，學校轉型和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校設計。

她說：“我們真的想保持我們的員工在鎖定期間所做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艱苦工作，然后看看這種積極的經歷將我們帶到了什么地方。”

“約翰與我們合作，為我們的員工提供了一些專業的學習機會，使他們思考接下來的步驟，以及我們如何從那段時期的學習中獲得最大的價值”。